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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以蚂蚁爬行的精神苦干到150岁”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1-02-28浏览次数:45

核心提示

    稻,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主粮,每年产量接近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产稻国之一,国内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证实中国的稻作历史有将近万年之久,然而关于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和演变,直到半个多世纪前,才由一名广东人进行了系统科学的厘清和论证。

    民以食为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耕大国、人口大国来说,“食”更是“天下之大命”,国家“八政”之首。民生之本,无农不稳。近年来,日益加剧的粮食安全压力,促使世界各个产粮大国纷纷加入对野生植物资源、尤其是野生稻“优异基因”的激烈争夺,悄然掀起一场高产水稻新品种的科研大战。去年年初,国内市场上出现每斤售价超过百元的“野生大米”,引起哗然。而世界上第一次用野生稻种与栽培稻育种杂交的成功尝试诞生于70多年前,同样出自这名广东农业先驱之手。

    今年1月,当袁隆平院士和他的超级杂交水稻登上刚刚揭晓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时,我们不该忘记的,还有“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这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清末“实业救国”、“变法救国”的浪潮涌动中国时,他为寻求“农业救国”之路,坎坷留学12载;他从“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酿成品”――― 传统经验农法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结合科学理论、艰辛求索,不仅颠覆了世界“权威”关于“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印度”的武断定论,还创下了我国水稻育种推广史上的罕见奇迹。而当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始终专注于田畴,与稻为伴,淡泊名利。

    观其一生,丁颖如同他自己一手培育的稻种一样,耐寒、抗旱、坚韧、高产。像所有米粒饱满的稻穗一样,他的腰杆很硬,头却埋得很低、很低。

    用其子女的话来说,这是一位“修炼到没有物欲、利欲、权欲,心中只有工作的苦行僧,一个超常忍耐、宽容、慈爱的长者。”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有句名言:“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吃”是洞察一个民族精神气质内核最重要的切入点之一。从丁颖、袁隆平这些以解决亿万人“民食”问题为己任的人身上,我们“品”出的是黎民百姓对土地生死相依、世代累积的无尽眷念,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推崇景仰的鞠躬尽瘁、求真务实的美德,以及天下苍生像大地一样质朴而恒久的底气与傲骨。

    1

    立志

    出苗 释义:自播种开始到幼苗出土,是水稻生长期中的第-个阶段。

    农谚:秧好一半禾,苗好一半谷。

    丁颖身前留下的几十张黑白照片,绝大部分摄于五六十岁之后。多数时候他神情平和,而笑得最明朗的几张,要么是和孩子们在一起,要么是和禾苗在一起。他戴着白通帽,挂着黑框眼镜,或站在稻田中观察秧苗叶色,或蹲在网室的稻种盆栽前,用父亲般的目光凝视着破土的新芽。

    他是稻之父,也是稻之子。1888年11月25日,丁颖出生在广东省高州县谢鸡乡硕塘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此时,大清王朝日薄西山,外洋资本大举入侵,旧农村经济全面崩溃。广东地区由于人口骤增、水利荒废、生产能力低下等原因,每年严重倚赖进口洋米。据海关报告,中国进口洋米就在这一年“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数量”,超过700万担,输入广东的洋米占全国输入总数的91%。次年进口洋米“几乎全部为广东省所购”,耗资1150万两百银。

    18岁时丁颖考上县城的“洋学堂”――― 高州中学。像所有被时代洪流涡卷裹挟的年轻人一样,他既热衷议论时政,对达尔文进化论等西方学说充满向往,又对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儒家教义抱有天生的敬意。家乡老人常说:“十二公(丁颖排行十二)见到钱,不是弯腰去捡,而是一脚踢开”。

    1909年中学毕业这一年,清庭诏谕“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中国自建的京张铁路通车,冯如制成中国第一架飞机,霍元甲在上海创建“精武体操会”……何为救国之路?丁颖却选择了自己最有感情的“农业”。在毕业典礼上,他说:“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努力。我决意报考农科。”

    向往日本先进农业科技的丁颖,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加入了辛亥革命后茫茫留学大潮。从1912到1924年间,他三度远涉重洋,辗转三所日本高校求学,因时局震荡、家境拮据等故曾两度辍学回乡任教,最终在36岁才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

    丁颖在回忆录中写道,留学期间目睹日本的欺侮企图,国内政坛的混乱,加上出身贫穷,自己随时有停学可能,心情一度“很不安,很苦闷”。但另一方面,也“激起我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同时形成了我的科学救国思想。”

    “学农、爱农、务农”,这成为日后丁颖经常劝勉师生的名言。50年代初,年过六旬的丁颖接见华农毕业生时,曾反复告诫:“一定要热爱农业,热爱农民,热爱农村……有了‘爱’的热情,才能抱有奋斗精神,能够为事业牺牲目前的个人利益,献身于长远的农民群众的利益”,“这是我们农学家的起码条件”。

    2

    苦干

    插秧 释义:把水稻秧苗从秧田移植到水田里。

    农谚:清明谷雨紧相连,耙田插秧莫迟延。

    1924年学成回国的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出任教授。由于官场腐败,国力贫弱,资金短缺,加上战事频繁,研究工作屡屡中断,特别是丁颖关于“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的提议石沉大海,让他深感失望。但是他并未放弃志向,决心要以“冷静的头脑,热烈的心情,坚决的意志,”“终生像蚂蚁爬行一样埋头苦干到150岁”。

    面对广东农村水利长期失修,农民缺水少肥,谷种低劣的现实,丁颖选择了唯一切实可行的品种改良作为切入点。从1927年起,丁颖先后创建了南路、石牌、沙田、韩江、东江、北江等6个稻作试验场。他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来租田雇工,靠卖青苗维持试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工作的日子,时常干到深夜。

    早年这段如同插秧老农“春争日,夏争时”般紧张艰苦的岁月,在丁颖身上留下了一个“印记”――― 时间观念很强。昔日助手、学生卢永根回忆说,每天中午丁颖午休时,一个多小时内要看表两三次,生怕上班迟到。在女儿丁和筠眼里,父亲是个除了周末泡书店没有“业余爱好”、也无节假日概念的人。他不止一次咕哝过,“睡眠要占去一个人生命将尽1/3的时间,太可惜了。”60年代初,家里添置了一台稀罕物――― 黑白电视机,他偶尔被孩子们强拉去看电视,不到十分钟就又上楼工作去了。

    30年代育出“中山一号”、“千粒穗”震惊国内外之后,丁颖两次谢绝国民党政府出任广东省农业厅厅长的邀请。他弃名利如敞履,以布衣淡食为荣,每餐吃的常是番薯叶、咸萝卜干和红米粥。抗战期间,有一次,丁颖曾在途中遇土匪抢劫,身上只有5块钱。当时广东省政府送来5000元“压惊费”,丁颖却将这笔钱买了治牛瘟的疫苗送给当地乡村,剩下的捐给学校。劫匪得知此事,专门把抢去的皮包、衣物附上道歉信一并送还。

    被丁颖当成“宝贝”的,是旁人眼中的“破烂”:仅有的几件衣服和两双皮鞋,穿了不知多少个年头,一把镰刀、一根麻绳都要拾起来送仓库,旧信封也要拆开用,写完正面写背面。平日里有空他就带领全家在屋子前后的空地上开荒种地,挑粪浇菜,教育子女“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1948年,后辈为他60岁诞辰购买了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作贺礼,他一直用到1964年去世,这是他身上最贵重的两件遗物。

    然而,他最宝爱的,还是他和助手从各地搜集的栽培稻种和番薯种质资源。1938年抗日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中大教职员工携家带口撤离广州,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300多个番薯品种种苗,最后一个踏上离开广州的木舟。

    3

    求真

    抽穗 释义:禾谷类作物的穗由叶鞘中长出,是决定作物结实多少的关键时期。

    农谚:人怕老来穷,禾怕寒露风。(秋季寒露前后,是华南晚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时期,这时如遇低温干燥易因空壳、瘪粒导致减产。)

    新中国建立后,丁颖精神焕发,热情和潜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1952年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1957年担任 中 国 农 科 院 院长……丁颖名声愈隆,愈发谦逊谨慎。写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篇学术论文付印前要改上近十遍,还常常征求其他专家、乃至学生的意见,校对工作也不假手于人。1956年发表的、轰动学术界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写了30年才定稿。

    丁颖喜欢“较真”。一次考察途中,他发现稻田中间一小片稻株枯黄,便蹲下身要脱掉鞋袜下田。随行人员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赶紧下去把整株水稻挖上来给他看。他却说:“不亲自下去用脚踩一踩周围的土壤,用手摸一摸稻根分布,感受土质的松软度和透气性,观察周边稻株的情况,怎能判断受盐碱危害的程度呢?间接观察和自己下去观察是不一样的啊……”

    1960年9-10月,丁颖赴云南考察。途遇山道狭窄,小车无法通过,只能徒步前行。大家都劝丁颖别去了,但他慢慢坚持走了一天,终于到达村寨。他笑着说“今天是我建国以来走路最多的一天,与人家约定的事,不能随便改变,这是做人起码的道德。”这一年,他已72岁高龄。

    50年代“浮夸风”席卷全国,对这样一个从不空口争论,追求客观公正的人来说,犹如一场始料未及的“寒露风”。对盲目追求产量“密植”的提法丁颖深表疑虑,认为小范围探索可以,大面积推广得慎重考虑“切勿忘记农民的地皮是连着肚皮的”。当时我国农学界曾提倡学习苏联“先进的”米丘林遗传学,批判“唯心的”、“反动的”摩尔根遗传学。丁颖认为,无论哪个学派,只要做出经得起实践证明的真实贡献,就是符合真理的。因为这些“不合时宜”的想法,丁颖数次遭到过批判。

    “那个时候他脸上多了一丝忧愁,从未有过的沉闷,终日眉头紧锁,话语很少。”在女儿丁和筠、助手卢永根回忆中,在那段最苦闷艰难的日子里,丁颖也从不对人评头论足,自己受了委屈也闭口不谈。每当有人为他忍辱负重抱不平时,他总是淡淡回应“做人该怎样就怎样”,“不要因为吃了点小亏就变得‘精明’”。

    4

    无私

    黄熟 释义:谷类作物成熟时,植株大部分变成黄色的现象。

    农谚:春施千担肥,秋收万担粮。

    以诚相待,敦厚淳朴,平等待人,从不摆架子……这些都是关于丁颖最常见的评价。对于来访的客人,不分职位高低,他都起立迎送;和农民一起下地插秧时,他常笑称“赤脚万岁”。他喜欢别人称他“丁师傅”,而不是“丁教授”。4/5的人生都是在旧社会中度过的丁颖,在花甲之年步入迟来的丰收季节,而此时他表现出的“公私分明”,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据其学生、著名水稻专家吴灼年回忆,在华南农学院工作期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常到丁家拜访,见丁颖生活简陋,提出要为他另建新居,他坚决谢绝。一个女儿报考华南农学院,差2分未上录取分数线,他坚持一视同仁,不予特殊照顾。

    另一名得意门生李金培教授提到,1958年丁颖完成了《中国水稻栽培学》的绝大部分章节初稿,当时大家建议他以个人名义出版,但他坚持发挥集体力量,增进各门学科的相互渗透,邀请了国内一些知名专家参与写作,最终以他主编的名义出版。

    令助手卢永根、杨秀青难忘的是,凡是私事通讯,丁颖都用自备的信封和邮票,绝不挪用公家一分一厘。每当同事生病或遇到困难,他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捐资赠药。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农科院每月给职工分一次猪肉。为了照顾丁家人口众多,行政处的同志有时瞒着丁颖把分剩的猪蹄或猪头肉多给一点。丁颖得知内情后,除了主动补交肉款,还认真地写了检讨书,在会上公开自我批评。

    另一件传为美谈的事是,抗美援朝时期丁颖亲自送两个女儿参军。在和她们的通信中,他很少将挂念之情形诸笔端,只是教育孩子们不要目光短浅,思恋家庭,胸无大志。而在日记里他写道,一方面对于女儿参军“至感欣慰”,另一方面想到久别,“不免泫然”。丁颖为人沉默寡言,说话和声细语,点到为止,从不谈论个人成绩和荣誉。直到他过世之后,7个儿女从日记里才逐渐体会到,父亲的爱是无言而深沉的。

    丁颖和两任妻子举案齐眉,平时同样很少表露情感。1941年原配病逝后,丁颖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中,以此忘却痛苦。一位老友写下“相守三十载情深意笃,痛失爱妻炊臼生悲”的悼词,可见两人情深意笃。

    5

    尽瘁

    还田 释义:谷物收割后,将秸秆粉碎、抛洒、耕翻入土,增肥地力,以求来年丰收。

    农谚:土壤要变好,底肥要上饱。

    丁颖年过七旬之后健康状况急转直下。1960年右眼因血管破裂而视力大减,看书看报都得靠放大镜,每天仍然坚持工作12个小时。从1963年起,丁颖日渐消瘦,食欲不振,有时肝区疼得直冒汗,但因害怕耽误工作,仍是私下买药,不去就医。组织上让他到无锡疗养三个月,他随身带去大量书稿继续工作,“疗养”不到一个月就提前返回北京。

    去世前一年,他跑遍了山西、陕西、宁夏和新疆的生产一线。每到一地,照旧勤问、细看、多记,经常用右手按压胀痛的肝部,步履蹒跚地在田埂上来回走动。开座谈会时,他一手按着腹部,一手忙着记录,还得咬着牙关耐心地为人们释难解疑。

    临终前28天他在山东临沂考察盐碱地水稻种植情况时,出现肝区剧痛、进食困难、高烧持续不退等危急症状,于9月29日被送回北京,住院一周后被诊断为肝癌晚期。他对家人说“痛得跟刀割一样”,但从未发出过一句呻吟。

    在最后半个月里,一辈子粗茶淡饭、与享乐绝缘的老人,第一次向儿女们提出了一点奢侈的“个人要求”――想吃葡萄干、酸荞头、云南黑头菜……孩子们含着泪在北京大街小巷四处寻找,而每次他只能吃下一两粒。为了让他安心,孩子们告诉他国民经济走上复苏道路,国庆物质供应丰富等好消息。病榻上的父亲欣慰之余,又忍不住感叹:“中国的农业有多少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啊。”

    丁颖在家时总是第一个出门,最后一个休息,在他打完止痛针静静入睡后,孩子们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父亲睡觉的样子,他的脸瘦到几乎没有肉,偶尔喃喃自语,念叨的还是学院工作,水稻试验……

    1964年10月14日早晨,丁颖抢救无效去世,终年76岁。他走得很匆忙,弥留之际,说了一句让女儿丁和筠终生难忘的话――“我这辈子都没有懒过”。父亲去世多年后,丁和筠在一封写给天国的家书里,用了一个比喻,为父亲的一生画像作结――“一头不怕狂风暴雨、烈日寒冰的牛,默默地、永不停息地耕耘,直到生命的终点。”

    【学人名片】

    丁颖(1888-1964),我国现代著名农业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山大学农学院、华南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前身)教授,院长;1957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周恩来总理誉其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1989年日本学者渡部武主编《中国的稻作起源》一书中,尊称丁颖为“中国稻作学之父”。

    1927年,他第一个创立南路稻作育种场。1933年选育的“中山一号”是世界上第一次用野生稻种与栽培稻自然杂交育种的成功尝试。1936年,他选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千粒穗”水稻新株系。他还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水稻生态研究室,第一个系统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从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等理论研究,到稻种系统选育、栽培、灌溉等具体应用技术,他都取得了卓越成就。

    丁颖培育的“中山一号”优良水稻种,自上个世纪30年代起推广超过60年,累计推广面积达到1亿多亩。时任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就曾经题诗一首,“稻作精研十数年,居然成绩著南天。农人争种‘中山白’,我自乡间听互传。”

    总策划:杨兴锋 王春芙

    总监制:王培楠

    采访统筹:陈志 戴学东 梅志清

    编辑统筹:郎国华 李贺

    版式统筹:夏彩霞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郭珊实习生 唐蓓 通讯员 张贻发蔡颖 蒙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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